和平日报,12月25日，丘元荣(1897-1978年)，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著名的客籍华侨实业家、慈善家和爱国侨领。其传略曾分别于1940年加载《荷属东印度概览·现代名侨人物志》、1996年加载《广东省志·华侨志》和2001年加载《梅州市华侨志》。
丘元榮，1897年出生於廣東省梅縣雁洋長教村，年幼時就讀於鄉村中的「永捷學校」，勤奮好學，篤實敦厚，深為巴達維亞中華會館創辦人丘燮亭叔父之賞識。1913年，十六歲的丘元榮應叔父之叮囑壯志南來，初在叔父創設的「聯興公司」當店員。其時任巴達維亞中華總商會會長的丘燮亭叔父為歷練侄兒的才智，便讓他從店員做起，以協助叔父料理商務。當時，聰穎過人的丘元榮亦深悟「無商不富」、「萬丈高樓平地起」、「古今凡做大事者必先從小事做起、從基層做起，以積累經驗」等道理，於是他在工作中刻苦耐勞、虛心請教，並參加「華文夜校」的補習以提高中華文化程度進而博覽群書，增長知識。
果然，經過多年的磨練，丘元榮在叔父的精心栽培下，于1930年自行創立「榮盛有限公司」，專營棉紗、布匹、絲綢、匯兌，生意紅火。旋在印尼泗水、井里汶等地設立「榮盛分公司」。隨後，又創辦「聯榮公司」和「新光織造廠」，業務發展到新加坡、曼谷、香港、上海及印尼各埠，可謂運籌帷幄，操奇有計，馳騁商場，乘風得意。值此事業有成之際，他更是高瞻遠矚，看準上海、香港是國際市場的商貿中心，商機無限。於是，他與堂弟丘陶榮、丘佐榮(即先叔父丘燮亭之公子)一起通力合作，在上海和香港先後合股創設「榮南興公司」，經營進出口貿易，事業如日中天。與此同時，他又在上海開辦「巴華筆廠」，生產之兩用筆前為自來鋼筆後為毛筆，美觀實用，風行一時。這是客籍僑商進軍大上海及「東方之珠」的香港商界貨阜財豐的明證。
丘元榮為了報效桑梓的養育之恩，于1941年獨資在梅縣家鄉創辦「梅縣華僑玻璃廠」，以支持家鄉的經濟發展。他還在梅縣丙村墟設立「榮達分公司」，經營雜貨，為中小學生和赴墟的民眾提供方便。
丘元榮在商貿業上銳意經營，長袖善舞，成為印尼華僑工商界之巨子。他深知，二十世紀為競智時代，亦是群策群力之時代，應謀取華僑商務之發展，戳力實施。於是，他首倡巴達維亞華僑公會並出任首屆會長。1934年，荷印政府仍施行輸入限制政策，丘元榮乃出面組織荷印華僑輸入商總會，得到眾僑商的響應，被推為首任主席並蟬聯第二任主席。自有該會以來，華僑輸入商受益不少，凡有關於輸入商之公共事件，均可在會內商定議決。當時，荷印華僑輸入商總會還在泗水、望加錫、三寶瓏設有分會。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件，日本侵略者大舉進犯侵略中國，遭到民國政府領導的國民黨軍隊和人民的英勇抵抗。國難當頭，凡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均同仇敵愾，萬眾一心，抗日衛國，譜寫了中華兒女艱苦卓絕、浴血奮戰、抗敵卻暴的輝煌篇章。身為炎黃子孫的海外華僑在世界各地紛紛成立「華僑捐助祖國慈善委員會」，發動僑居地的華僑捐款贈物，或派遣熱血青年投筆從戎回國投身於抗日洪流。富有「實業救國」遠大抱負的丘元榮當即與各愛國僑領在巴城成立「荷印華僑捐助祖國慈善事業委員會」，被公推擔任主席。他公而忘私，竭智盡心，號召全體僑胞踴躍輸將救國，督導僑胞捐獻源源匯回祖國，對振奮抗日士氣，功績卓著。當時，民國政府發行5億元的抗日救國公債，丘元榮積極響應，當即以「榮盛公司」名義認購6萬元，一時傳為佳話。1938年10月，星洲舉辦「南洋各屬華僑代表大會」，丘元榮被推舉為巴達維亞首席代表率團赴會。
由於丘元榮在僑居地為祖國抗日賑災貢獻良多，應民國政府之特別邀請，返國到重慶陪都開會，受到最高統帥蔣介石的接見，褒獎有加。其時，他在梅縣雁洋長教村為母親溫樣妹做「七旬晉一」祝壽華誕，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最高統帥蔣介石以及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陳果夫等政要相繼題詞祝賀。由梅縣縣長梁國材從縣城專程將國府政要的賀匾送到離城30多公里的山村。當年，丘元榮慷慨解囊捐獻10萬元，連同其母70大壽所收到各界禮金20萬元共30萬元捐給祖國抗日賑災，此善舉受到民國政府表彰。
民國廿七年(1938年)，丘元榮擔任巴達維亞中華商會會長、華僑公會會長、荷印華僑輸入商總會主席、荷印華僑捐助祖國慈善事業委員會主席，還擔任中華會館顧問、巴城義平學校學務委員長、巴城養生院副主席等職。可謂商界翹楚、僑團領袖，才名並重，聲美月華。1941年，他被重慶國民政府委任為「海外部委員」。
1942年，日本侵略軍南侵，雅加達淪陷。日寇獲悉丘元榮愛國抗日，便窮凶極惡地將他與全爪哇之僑領共500多人一起關入集中營拘禁，並將他主持及投資之4家公司、1間工廠強行接管，內中的存貨、財物等全為日本侵略軍掠奪一空，僅布匹一項就達1千多箱。在集中營拘禁期間，丘元榮與司徒贊(廣東開平縣人，曾任巴達維亞華校教師公會主席、荷印華僑捐助祖國慈善事業委員會文書主任等職)等多人，被日寇嚴刑拷打，始終堅貞不屈。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無條件投降，普天同慶，歡呼抗日戰爭勝利。丘元榮與全爪哇被拘禁在集中營的500多名僑領一同恢復自由。他熱心社會公益之精神，並未因日寇殘酷打擊而消沉，反而愈益奮發。在大團結的感召下，他積極聯絡雅加達的福建會館、廣肇會館、華僑公會、洪義順公會及新明會等各社團聯合組成「中華總會」，他被推舉為首任主席，領導全體華僑共謀福利而不懈努力。當時，印尼各島交通尚未恢復，百業蕭條，戰亂頻仍，各地動燙不安，受難僑胞流離失所，逃難到雅加達者甚多，亟待施救。當丘元榮目睹難僑流落街頭的慘狀心急如焚，當即放下自身生意，組織人力全力施救，在中華總會下屬特別設立「救濟股」，專辦難僑救濟事宜，經辦食堂，尋覓住地，先解決流離失所的僑胞之溫飽問題。同時，他向當時政府力陳建議，請求撥出專款救濟，對難僑分發物資或現金受惠，從而使2萬餘戶10多萬難僑得到救濟，或安置於雅加達居住，或返回原居住地謀生。此一善舉，為同僑們津津樂道，傳為口碑。
繼后，時局動蕩，丘元榮剛毅忠貞，堅持立場，雖迭遇困難時受威脅，仍堅貞如故，其威武不屈、維護自由正義之精神，為國內外人士一致欽崇。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丘元榮面對百廢待舉，應以經濟復興為本，振興華教辦學育才亦為重要。於是，他與同甘苦共患難的司徒贊等僑賢，在福建會館、華僑公會、廣肇會館等僑團支持下，積極籌辦雅加達聯合中學，后易名為「華僑公立巴城中學」，他任巴中第二屆董事長。他還協助創辦中山中學和印華高等商業學校，併兼任八華學校董事。他還於1949年、1951年至1958年分別擔任雅加達養生院四屆副主席，為社會公益事業殫精竭慮。 1948年7月12日署僑務委員會委員。
誰料，時移世易。1952年，他與堂弟陶榮、佐榮在上海合股的「榮南興公司」，被「極左路線」划為「官僚地主」而被強行沒收所有貨物和財產。
1958年，印尼蘇門答臘島兵變，蘇加諾總統發布戒嚴令進入緊急狀態。昔年抗日愛國獲蔣介石接見褒獎的榮耀，竟被捲入事端。旋即，曾因抗日救國而被日本侵略者關進集中營近三年的丘元榮，這次又蒙不白之冤被印尼軍隊拘禁監獄達一年半。他在雅加達的「榮勝公司」亦慘遭查封，一年半解封后只得忍痛拍賣。
丘元榮自上世紀三十年代經商發跡后，他經常說：「操經濟權衡者，不患散財之多，但患生財無方；能生財，則愈散而愈聚。」又說：「來於社會之財，要須用之於社會。」故他數十年來能散財以賑災，能輸財以為國，一向熱心僑居地及桑梓的社會公益福利事業，功勛卓著。
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丘元榮情系梅州家鄉的文教公益事業，積極支持梅江橋、錦江橋、梅東橋三座大橋的興建。1931年，他聞訊梅城興建梅江橋當即捐款資助。1937年他由印尼回鄉省親時，與丙村的父老鄉親商議興建丙村錦江橋，被推舉為建橋名譽董事長。在第一次董事會議上，他與堂弟陶榮、佐榮3人即席認捐3個橋柱和橋面的建築費，對建橋所需的水泥、鋼材，由其香港的「榮南興公司」負責購運，建橋的其它費用則由其堂兄弟3人負責在南洋募捐，使該橋得於1948年建成通車。而興建鬆口梅東大橋時，他除認捐1孔整體之費用外，並協助在雅加達籌款支持建造。1939年秋，香港南華學院設在梅縣，院長鍾魯齋赴雅加達募捐，丘元榮帶頭捐款並積極協助籌募。1941年他被推舉為南華學院副董事長。1949年梅縣鬆口國光中學籌募建校資金，派員到南洋籌款，得到丘元榮等僑賢的大力支持，集資了20余萬元。此外，梅縣東山中學、丙村中學(前身為三堡學堂)、華僑中學建校舍，他亦鼎力襄助。
1978年5月2日，一代聞僑丘元榮在印尼雅加達逝世，享壽82歲。當時，雅加達中華商會、留台同學會、僑務委員會委員、孔教會、中華航空公司雅加達分公司等領導成立治喪委員會，于5月11日舉行堂奠旋安葬于文登墳場。正是：「致富萬金為實業界中泰山北斗；斯人千古是貨殖傳上端木陶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