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日报，12月11日，钟鲁斋(1899～1960年)，今广东梅州市梅县区雁洋镇三乡石楼村人，现代著名教育家。
出生于书香世家，少年时代在家读完“四书”、“五经”等书。15岁就读于丙村三堡学堂，毕业后考入梅州中学，后转入今梅州市梅县区广益中学。毕业时因成绩优秀，由学校保送到上海沪江大学。在沪江大学教育系学习期间成绩优异，获“荣誉奖学金”，直至毕业。毕业后返回程乡（今梅州市梅县区），任广益中学教务主任，并协助黄墨村等创办梅州第一间大学──嘉应大学。为进一步掌握教育理论，于民国15年(1926)重返上海沪江大学，在研究院学习，专攻教育学。翌年夏，取得文学硕士学位。两年后，他以参加“万国主日学校大会”的中国代表资格，到美国进入士丹佛大学专攻教育学。经勤奋研读，取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到美国、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游历，再由地中海、红海、印度洋经印度、新加坡、香港回到上海，沿途考察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情况。
民国20年(1931)后的六七年间，他先后任上海沪江大学国文系主任兼教授、北京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等职，从事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研究。在此期间，他写出许多教育论著，有的编成教育丛书出版，有的被列为大学教材。抗战初，他在香港创办南华学院，亲任院长，开设文史、金融、法律、商学、外语、会计等新科系，师资阵容整齐。不久，因日寇南侵，南华学院迁往梅州城北教溪口。为了办好学院，他曾远涉南洋，奔走于印尼、新加坡等地募集资金，得到爱国华侨的热心赞助，并得县长彭精一鼎力支持，南华学院建起教学楼、科学馆、图书馆和学生宿舍等，校舍初具规模，有学生400多人。同时还到各地聘请专家、教授前来任教。他虽身为院长，仍亲自任课。据一些南华学院校友回忆，他待人和蔼，知识渊博，善于辞令，深受师生爱戴。民国27年(1938)，广州沦陷，大专学校内迁，钟鲁斋为南华学院聘请了一批教授，招生人数达到700人，为当时梅州地区和闽粤赣边区培养了一批人才，为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1939年，钟鲁斋去南洋爪哇岛开展办学募捐活动，每到一处，不少教育机构和客属社团都会邀请他进行教育和文化主题演讲。钟鲁斋尽管旅途劳累，也尽量接受邀请，提出自己的见解建议。 7月5日到达梭罗的当晚，钟鲁斋应客属公会的邀请，作了一场《客族精神》的演讲。他对客家人散处四方的性格进行分析认为，一是富有冒险精神，不怕危险，不畏艰苦，敢做冒险事业；二是奋斗精神，勇敢前进，在军政学商界占有相当位置；三是坚忍精神，虽遇困苦，并不灰心，错节盘根，以求迎刃而解。 不过，钟鲁斋话锋一转，也对客家人特别是南洋客籍侨商中的不足之处进行批评。他认为，客家人也有自身的弱点，首先是贪小成功，而缺乏远大计划。他举例说，来南洋经商的人士，稍有积蓄，即寄回乡下买田做屋，以夸耀乡里。殊不知，仅有些根底的商业，抽去一部分资本，失去继续壮大发展的机会，所谓速见小利以至不达而大事亦不成。 同时，他也认为客家人自大，不肯为人下，不愿与人合作，大家都要做领袖，常至互相排挤，结果是一盘散沙。对华侨所在地的社团派系林立提出中肯批评，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钟鲁斋本来是要向客家侨领争取资金支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仍然敢于对侨界的现象提出批评。既有赞，也有弹，反映出他直率、坦诚而敢于表达自己看法的学者风骨。
在梅县区雁洋镇三乡石楼村，由钟鲁斋兴建的故居文德楼还算保存完好。他曾经就读的崇正学校如今学生寥寥，但作为小学教学点暂时保留。在其宗侄钟森生、孙子钟奇荣的引领下，我们一行来到面积不算大的钟氏祖祠，左右两个矮廊专门设有瓷像式的钟鲁斋、钟惠澜事迹介绍，由此可见家乡后辈对他们的崇敬。 而在钟鲁斋兴办南华学院的教溪口，这里已经成为梅县华侨中学的校址。记者看到，这里侨捐建筑林立，但南华学院时期的建筑大部分已被改建，唯有广场上两株树干巨大的菩提树生机盎然。据华侨中学校长周庆粦介绍，学校近期也将迁址，这里将改为医院，但部分历史建筑将会保留。 在香港九龙太平道与亚皆老街交叉处的南华学院旧址，记者看到，这里已经被高楼大厦取代。只有位于薄扶林基督教坟场的钟鲁斋墓保存完好，在经过2005年的重新修缮后，墓前增加了一块书卷式的石雕，上书他的学生谢英煌题写的南华校歌首句“唯我南华崛起海疆，誉满梅岭与香江”，常年相伴着港岛上空城里的月光。
在钟鲁斋的故乡梅县三乡石楼村，有一座简朴的文德楼，门书“文章华国，德行齐家”。据钟鲁斋的长孙钟奇荣介绍，那是钟鲁斋在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只用两年时间提前完成学业，从而将节省下来的留学奖学金为父母盖起这座居所，由此可见他称得上是那个年代天赋超人的学人。
以“文章华国”为志向的钟鲁斋的确是位勤奋著述的学者，从他的小儿子钟奖生提供的资料显示，钟鲁斋一生深入研究教育理论、著述丰富，著有《比较教育》《教育之科学研究法》《小学各科新教育法之研究》《History of Democratic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等著作，编著有《中学各科教学法》《大学国文》，翻译了《现代心理学与教育》。其中前两部著作近年还被福建教育出版社收入《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再版发行。
钟鲁斋从美国回国后，曾先后在沪江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任教，均是位于大城市的著名高等学府，治学条件优异而待遇不菲。然而，在1938年，正是全面抗战爆发、中华大地烽火连天的岁月，钟鲁斋却毅然“自找苦吃”，在筹措经费最为不利的国内情势下，发起创办南华学院，为流离失所的失学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钟鲁斋兼具这种献身教育的精神，既有崇文重教的家风熏陶，也有接受西方教育的巨大影响。他的祖父钟子衡、伯父钟凤修是晚清秀才，父亲钟凤仪也是饱读诗书的儒生。石楼村虽位于大山深处，读书的气氛很浓，清代就涌现出举人钟汝和。在西风东渐的近代，石楼村的青年学子很快接受新式教育，钟鲁斋和后来成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的钟惠澜、乐育中学校长钟采盘，均有进入西方传教士兴办的广益中学读书、升读沪江大学的经历。
在广益中学任教的1924年，钟鲁斋曾经追随广益中学学长汲平如、黄慕罗，参与早期嘉应大学的创办活动。尽管这所嘉应大学只存在4年的时间，就因时局的巨变而终止办学，为振兴教育不畏困难的“殉道”精神也许已经烙在钟鲁斋的心里，最终化为促成南华学院呱呱落地的动力。
一种坚持：奔走维持南华学院的发展
从1938年起到去世，钟鲁斋生命的最后近20年时间，是与南华学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南华学院是一所私立大学，从办学启动经费到校址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靠校方自筹。作为创办人，钟鲁斋与中学校友、同为留美博士的曾友豪争取海外华侨的支持成立董事会，其中三位校董丘元荣、龚子宏、丘公冶分别来自爪哇、仰光、香港。由曾友豪担任首届董事会董事长，钟鲁斋担任院长。
1939年，钟鲁斋为了争取南洋华侨的支持，从香港乘船到南洋爪哇遍访各地侨领争取支持。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到巴城（雅加达）、泗水、峇厘、玛琅、三宝垄、梭罗、日惹、茂物、万隆等地，所到之处与当地华侨特别是客属侨领交流介绍南华学院的办学情况，同时考察当地华侨教育的现状，作了10多场专题演讲，对当地文化教育的发展提出系列有针对性的建议。
钟鲁斋等南华学院办学者的努力，得到海外客属华侨以及梅州地区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尤其是钟鲁斋表兄丘元荣家族支持巨大。丘元荣为香港南华学院捐资5000港元，丘公冶捐资1000港元，丘季平捐资1000港元以及他们名下的荣兴、荣盛公司各捐资2000港元、1000港元，另外捐资1000港元以上的人士和企业还有龚子宏、曾湘仁夫人、广裕公司、傅可英、胡赐海、李昭欧、陈抚辰、卢托公司等。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6月，香港南华学院募资11.64万港元，购买、建筑香港九龙何文田太平道的校区。
从1941年至1946年，南华学院经历了香港校区迁址梅县合并办学，后来迁徙汕头的举措，与此同时校董会也在不断改组，曲折反映了南华学院在经费困难、基础设施建设、师资和生源保障上的求存发展的应变。
在1941年9月，钟鲁斋还曾偕同教务主任彭精一前往缅甸、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向侨胞募款额100万元国币，无奈当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侨汇中断，过半允诺捐助款项无法兑现，包括被选为董事会董事长的胡文虎，在《南华学院征信录》亦未见他名下的捐助款项记录。
尽管遇到诸多困难，学院还是得到了丘燮亭后裔、丘元荣、潘敬亭、夏万秋、钟成才等广大人士支持。以钟鲁斋为首的校方先后筹款国币37万余元，在梅县教溪口新校区建起正座校舍“华侨纪念堂”、第一宿舍；1943年，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募捐46万元国币，建起第二宿舍“乐群斋”；1945年，在兴宁募捐28万元国币，加上学院常费、学生附缴建筑费，完善第二宿舍副屋、厨房、杂屋等。在1946年，更是得到董事长刘侯武、董事林子丰的支持，才保证学校经费的正常运转。
在白手起家的情况下，南华学院的学科建设逐渐增加，先后设立文史学系、教育学系、法律学系、政治经济学系、商学系、会计学系、农业经济学系。1944年，学生人数已达到600多人。
一丝落寞：晚年寂寥寄寓香江
在南华学院办学的前十年里，学校就经历了三易校址的考验，加上筹措办学经费，是钟鲁斋需要不断面对的煎熬。学校的同事、董事会的成员进进出出，另有他就，学生升学毕业，人来人往，只有他作为一校之长不变地驻守在校园里。
1945年下半年，南华学院遇到另一个考验。随着抗战胜利，一批避难前来任教、就读的教授、学生纷纷回流大城市高校。将1945年与1944年学院教职人员表对比可看出，留法博士吴康、黄文博以及吴三立、何爵三等知名学者已离校。
因此，钟鲁斋选择将学院迁址汕头，是为了扩大生源的无奈之举，对于在梅县教溪口苦心经营多年的教育家，他离开家乡这片土地是五味杂陈的。
1949年，面对时局的巨变，钟鲁斋选择留在香港。他的儿子钟奖生对记者表示，他在中山大学就读的1950年后一段时期，父亲曾到广州看望过他两次。他听闻了父亲与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同乡叶剑英会面，商谈继续南华学院办学的问题。然而随着教育体制的转变，以及院系调整，作为私立大学的南华学院已经失去存在的土壤。
在香港，钟鲁斋一度寓居宾馆，在耗尽积蓄后只好移居长洲的乡村，参与复办南华中学。随后他与一批来自大陆的教会大学教授参与创建崇基学院。期间，一度想复办南华学院的钟鲁斋在处理原校舍的问题上，与昔日的友人曾友豪等出现分歧，以至对簿公堂，且未能胜诉。
对于为办学牺牲了健康的钟鲁斋来说，晚年是有些寂寥的。一手创立的南华学院已不复存在，儿子们均在大陆工作学习，身边的女儿后来也到美国留学，只有相濡以沫的妻子方希仁教授相伴。
1956年11月30日，刚步入花甲之年的钟鲁斋因病去世，后安葬在香港岛薄扶林基督教坟场。与蔡元培先生寄寓病逝在香港一样，在他眼中，这座城市也许原本是人生的一个驿站，却成了长眠之地，不过在那里也算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梅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