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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侨故事:“中国羽球教父” “人民楷模” 王文教

66年前,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开始发展体育事业,印尼华侨王文教原本只是跟随印尼羽毛球队受邀参赛,但谁也没想到这一来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和中国羽毛球事业的命运。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日子里,他被授予了“人民楷模”勋章,成为了中国体育人的骄傲。

可能很多年轻人都不了解,在中国同样作为国球事业的羽毛球正是因为当年王文教的回国,才成为了在世界羽坛举足轻重的国家;也没有人会理解,那个年代放弃了在印尼的一切和家人回到祖国,要经历多少的艰辛。

 

陈福寿、黄彬、陈家瑛、王文教获得了第一届全运会五项冠军

只是一个国际邀请 让他决定报效祖国

父辈移民印尼之后,王文教像很多印尼华侨一样在那里出生。11岁那年,他看到姐姐挂在墙上的羽毛球拍,借来玩儿的他就此走上了羽毛球这条道路。

羽毛球是印尼的国球,最初在那个年代就是中国华侨引领的这个项目的发展。很快王文教就成为了印尼有名的羽毛球运动员。

20岁那年,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推动下,通过印尼体育界的华侨领导人物方定埙组织了一个青年体育观摩团回到中国做体育交流。而方定埙就是王文教的恩师。

观摩团原本计划的是在天津参加全国四项球类运动会(篮、排、网、羽毛球)。那个年代从印尼到中国也经过漫长的旅程:先要在海上漂一周,抵达香港后,从罗湖入关然后还要坐两天的火车才能到天津。等到观摩团抵达天津的时候,比赛已经打完了,所以就安排这些印尼的华侨和中国的选手进行一场友谊赛。

那场比赛深深触动了王文教,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羽毛球水平怎么这么低。王文教打的那场比赛,第一局就15:0获得胜利,眼看第二局又要零封对手,王文教有些于心不忍,毕竟这是面对自己祖国的选手,后来让了对手几分。同样跟他一起来参赛的陈福寿也是如此。

之后这个团还安排了他们在中国其他地区参观,新中国的百废待兴的景象深深地冲击着他们的心灵。方定埙一直都在给他们讲述新中国的美好景象,爱国的种子早已经深深种在了他们心中。

20岁的王文教和自己的搭档陈福寿当时就商量想要留在中国发展羽毛球项目,不想再回印尼了。

但是印尼政府早已经有先见之明,他们知道这批运动员都说印尼体育界的佼佼者,他们也很有可能因为这次回到中国,就不想回来。就连签证给他们都是办的50人一张,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人留在中国,所有人都回不来了。

于是,王文教和陈福寿商量回到印尼在想办法。

王文教近日回到祖籍地祭祖

回去的是家乡 回不去的是家

很多人回忆,当年王文教的家在印尼还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小生活富庶,怎么能受得了回到中国吃苦。尤其是在母亲的印象里,早年的中国甚至还有土匪抢劫。

而王文教想不了这么多,他和陈福寿两个人一心只想回到祖国。因为当时已经是印尼非常有名的羽毛球运动员,所以公开身份办签证肯定不是办法。

经过了半年的策划,他们终于付诸行动,他们在护照上没有用家乡话闽南语发音的名字,而是用了普通话的发音,就这样在移民局办理了离境签证。不过,移民局还是让他们签署了一个残忍的保证书,就是“永不回印尼”。

这也就意味着他回到了祖国和家乡,但是印尼的那个家却再也回不去了。

王文教和陈福寿说服了家人,怀揣着那颗赤子之心,放弃了在印尼的富庶生活和温暖的家,签上那份保证书,从雅加达港启程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就在本月,86岁的王文教回到了自己在福建南安洪濑大洋村祭祖,他回忆80年代的时候,自己曾经来过这里,雇了一辆摩托车,但是当地人只知道洪濑不知道四都,也就更不知道大洋村。那些年,他通过这种方式找寻自己的根和在国内的亲人。而这条路他走了66年,才找到王氏家庙。

 

王文教开创了第一支中国羽毛球队

每天2分钱的公交车往返搭建了国羽的雏形

回国后,国家体委在中央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的前身)成立了羽毛球班,但是由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还有同样从印尼归来的施宁安就这样组建了第一支“准”国家队。之后,国家体委将这支国家队放在天津市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馆,那里有唯一一块羽毛球场地。

王文教还记得那会儿每天花2分钱坐公交来到训练馆训练。除了把自己积累的训练经验制定成计划外,他还肩负着重要的推广羽毛球的任务,训练之外,他和陈福寿等人还经常会在天津、北京两地走访一些学校、工厂,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爱上羽毛球。

1955年年底,这支国家队从天津搬回北京,但当时北京的条件并没有比天津好太多。这几个过去在印尼过着优越生活的人,住进了体育馆路附近的平房,挣着一个月20块钱的工资,夏天机器闷热,冬天只能靠烧煤球取暖。王文教的脚因为对气候的不适应,肿的很厉害。

但这些对于满腔热情报国的的青年来说,这些都算不上什么。

1960年,中国羽毛球因为他们的带领,到了第一次高速发展的时期,福建、上海都成立了集训基地。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如何去练羽毛球,王文教和陈福寿联手撰写了一本撰写羽毛球训练方法的的书,叫做《羽毛球》。这也成为了全国学习的蓝本。

因为一边带队,一边比赛,王文教和陈福寿也积累了很多的伤病,但当时医疗条件并不好,他们决定退役,专心带队。

文革期间,这些归国华侨因为“海外背景“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农村改造。直到1972年,周恩来总理把他们调回到北京,重新组建中国羽毛球队。就此,中国羽毛球开启了辉煌的篇章。

82年夺得汤杯令他难忘

给队员吃安眠药为了休息更好 拿汤杯喝酒庆功

1982年汤姆斯杯,无疑是王文教最辉煌的时刻。那一年他带领青年的队伍参加汤姆斯杯的比赛。当时决赛分两天进行,第一天比赛结束完,中国队1:3落后,很多队员情绪都不好,甚至连饭都不想吃。王文教想了个办法——给他们吃安眠药,为了让队员能够休息好,准备第二天的比赛。

第二天起来,他给队员加练,让他们活动流汗,中午强迫队员睡午觉。用最好的状态投入到比赛中。

最终,王文教带领的队伍捧得了汤姆斯杯,那一刻也被载入史册。回到酒店之后,平时不让队员喝酒的王文教破例让队员喝了一次酒,而他们的酒杯就是汤姆斯杯。

1993年,李永波临危受命,从王文教、陈福寿手中接过了中国羽毛球队的教鞭。很多年之后,李永波也效仿过王文教,用奖杯当作酒杯,让队员都来享受夺冠的喜悦。

经历过王文教和李永波两代国羽的人都说,其实两个人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对于羽毛球项目敏锐的洞察力和铁腕治军的风格都如出一辙。师徒俩也引领了中国羽毛球半个世纪的辉煌。

如今,退休的王文教过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他有空就和自己的徒弟们在中国四处游走,有些可能是因为工作,有些时候只是为了放松心情。

而他对中国羽毛球队的贡献,在70年国庆之际,也再次得到了认可,这也是中国羽毛球最大的荣耀。

(雨林编辑, 来源:楠楠自语 张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