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日报， 2021年11月3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受新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宣传感召，加之印尼反华情绪和排华事件间歇性发作，华侨社会曾经掀起过几次大规模的回国浪潮。大批印尼华侨青年纷纷离开印尼——投入祖国怀抱，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印尼归侨、雅加达吧城中学五九届毕业生陈友茂先生，曾撰文对上述历史作过如下描述：
每年众多爱国华侨青年学生，集体搭乘巨轮回国的情景，更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些青年学生满怀爱国激情，离别父母、放弃舒适的生活环境，奔向遥远的、新生的、生活艰苦的社会主义祖国，决心投入到伟大祖国革命建设事业，为把祖国建设成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繁荣富强的国家，贡献自己的一切。
在他们登船启程那天，雅加达丹绒不碌头上人山人海，握手拥抱言别，笑声哭声滙成一片：“再见！”、“保重！”、“一路平安！”之声此起彼落；前苏联革命歌曲《共青团员之歌》不断重复地在空中回响：“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汽笛一声长鸣，巨轮启动，徐徐开出码头，驶向海洋，奔向遥远的北方。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年复一年重复着类似的情景，澎湃汹涌的回国浪潮逐渐形成，并于六十年代初达到高潮。数百年来，只见大批中国人离乡背井到国外谋生，何时见过大批华侨集体自愿回国？旧中国政治腐败、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沿海一带的贫苦农民不得不“投奔怒海”冒险往海外寻找生路。新中国成立，新气象新作风新希望，不仅国内人民欢欣鼓舞，也吸引“海外孤儿”回归，其中印尼华侨青年学生人数最多。
海外华侨回归是对新中国的肯定、支持与期望，对当时被封锁、被孤立的新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因此码头送别回国青年的场面情景，当时不仅中国国内以及印尼中文媒体图文并茂大篇幅报导，也是印尼文媒体和西方媒体重点报导与评论的主要新闻之一。
陈友茂先生文中所言，对于本书主人公杨兆骥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旧日情景。事实上，从他1952年在泗水读初中起，到1957年在那雅加达华中高中毕业，正是印尼华侨学生回国浪潮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的激情年代。杨兆骥也曾前往丹绒不碌码头，为回国的同学朋友送行，彼此流下惜别的眼泪。
择回到祖国，对当时的热血青年而言，是一个痛快的义无反顾的决定。
杨兆骥当年的同学和校友，超过一半的人先后回国。不仅是青年学生，甚至校长李春鸣、副校长张国基，教务主任李善基，还有他的班主任老师任序先生也都纷纷回国了。
那么，同样爱国热情高涨的杨兆骥为什么没有回国呢？
因何未曾随波逐流？
我问杨老:“那时候华中那么多人回国，和您要好的同班同学谢国基也回国了，您难道不想回国吗？”
“我当然想，而且想的不得了！但是回不去。因为我那时很穷，没钱，家里经济条件也很差，买不起回国的船票，所以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同学校友一个个离开印尼，羡慕的不得了。”——杨老解开了谜底，原因虽然简单，但说明那时回国原来也不简单。
关于五十年代印尼华侨学生的回国浪潮，杨兆骥有一位爱写文章的老友陈正祥先生曾在《国际日报》发文回忆：
想当年由于我国（指印尼）看待华侨或俗称外侨的政策有所改变，按华侨是居留在印度尼西亚外侨（Oversea Chinese），然而选择了印尼国籍成为印尼公民后，即称为“华人”（Indonesian Chinese）。由于斯年本土华侨居留情势有所变动，曾经有过一时掀起华侨北归的浪潮。那些在当年归侨的心目中，所乘坐的那条船，仍然记忆犹新，永远不能忘却的，诸如：“美上美”、“光华轮”、“大宝安”、“俄罗斯号”。
但历年来，赴中国去所乘坐的船多是“芝”之子轮，如“芝查连加”、“芝巴达克”、“芝万宜”（Tjiwansi,Ci原是巽达语，河之意）、“芝利华”（Tjiliwah）。在半世纪来，多少印尼华侨青少年，胸怀鸿志，以豪迈气概，乘风破浪，向着北方奔去。一般而言，是负笈中国求知，但由于政府决策，这是“单程去”，再也不能返回印度尼西亚了。这一与亲人父母、友人“永别”举措，是充满泪水盈脸的人间悲情，有着述说不尽凄凉悲伤、哀怨痛苦的精神大磨难。
荷兰渣华轮船公司的芝字号万吨邮轮，承载多少印尼爱国青年的建设祖国梦。
另一位五十年代回国，后来又定居台湾的归侨林保华先生，则撰文记述过当年回国之前，必须要做的准备工作：
第一﹐办回国手续。从街道办证明开始﹐再由旅行社代办其他手续。与政府机构打交道﹐中间都需要“咖啡钱”。还好除了街道证明﹐其他由旅行社代劳。手续中﹐最重要的是到移民局打十个手指印﹐保证永远不再回到印尼。虽然当时印尼政府与中国关系良好﹐但是却害怕我们在接受正宗共产教育后回到印尼从事革命活动。但是我们的爱国热情﹐抱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情﹐对这个苛刻条件没有任何犹疑﹐都打上了手印。
第二﹐准备行囊。因为不同的家庭经济条件﹐丰俭自然不同。有几大件是必备的﹐如自行车﹑照相机﹑手表等﹐这些“高级奢侈品”优待华侨每人一件可以免税﹐再穷都要准备﹐除自用外﹐一旦经济出现困难﹐还可以出售以维持生计。因为税额很高﹐有些侨生出售给个人时偷税漏税﹐被发觉要受惩罚。还带缝纫机。可以说﹐这些东西可以用到结婚时作“陪嫁”。当时印尼还是外汇管制﹐要通过黑市将印尼盾换港元﹐似乎是七盾兑换一元﹐再由港元换人民币。记得当时四点二七港元换一元人民币﹐这是官价。在中国买东西﹐每次都要心算合计印尼盾多少钱﹐结果在中国简直不敢花钱﹐因为甚么东西都比印尼贵很多。
我们回国的路线是从印尼的一些港口出发﹐首都雅加达是最主要的港口﹐坐船到香港﹐登岸后坐火车﹐到达罗湖海关下车﹐经过深圳河上的铁桥徒步进入中国。五0年代初﹐我到雅加达的丹绒不碌码头欢送老师﹑同学回国时﹐航行印尼到香港的客轮是渣华轮船公司的“芝渣连加”号﹐到一九五五年时﹐大概回国人数大增﹐有两艘客轮了﹐一艘是“芝利华”﹐一艘是“芝万宜”。分别是八千到一万吨的“巨轮”。
当时印尼到香港的飞机﹐票价非常贵﹐没有几个人坐得起﹐主要靠客轮。现在谁愿意坐客轮﹖除非是豪华的邮轮。当时客轮有头等舱﹑二等舱和统舱。我们学生都坐统舱。一来二等舱贵很多﹐二来大家坐统舱﹐如果你坐二等舱﹐等于“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是也有有钱的家长护送子女回国﹐自己坐二等﹐子女在统舱﹐但可以上去洗澡﹑吃东西等等﹐免得受苦。所谓统舱﹐就是一大片空荡荡的船舱﹐每个人一张自己带来的蓆子﹐席地而睡﹐随身行李放在身边。证件与贵重财物﹐睡觉时就压在枕头下面。
那么，那个年代坐荷兰轮船回国最普通的票价是多少呢？
这是笔者一直感兴趣，却始终不曾知道的问题。然而就在笔者写这篇文章的前几天，印尼《千岛日报》发表了一篇《记印尼侨生胡淑全1960年回国旅程》，终于解答了这个问题。
要离开我的出生地印度尼西亚，对我们这种祖祖辈辈都在这里长大和谋生的几代侨生来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虽然我们对中国的了解仅仅是从书本杂志上和画报上得到的，但我毕竟是中国籍，而且从小是在华文学校读书。决心一定，我就跑到福州和福清人的社团玉融公会去申请护照和订购船票。1960年4月，我的护照终于出来了。
到同年6月玉融公会通知我在1960年8月1日有一艘接侨船从泗水的丹戎佩拉（Tanjong Perak）出发前往中国。社团的负责人建议我搭乘这一艘船，因为这艘轮船的票价相对其他豪华邮轮便宜，只需要6,000盾就可以了。社团的负责人解释说，由于我不是难侨，所以必须自费。我大哥胡淑珍愿意给我出旅费，我就决定搭乘这艘接载难侨的船回国。
1960年印尼排华时中国派出的接侨船，需要自费的船票是6,000盾，可见1958年排华尚未发生时回国票价肯定不会低于这个数。如今在印尼，6,000盾仅相当于两块钱人民币，但六十多年前的币值之高，远非今天可比。我们在前面的章节说过，五十年代初，杨兆骥在泗水读初中时，每个月的生活费只要500盾就够了，而6,000盾的回国票价，差不多就等于他那时候一年的生活费用。对于当时刚刚毕业的杨兆骥来说，确实是个无法承受的巨大负担。
于是，他被迫打消了回国的念头，还有一个原因，1957年杨兆骥在雅加达华中毕业时，他的未婚妻蒋愫珊在泗水读高中，因中途更换学校，尚未毕业，直到1958年24岁才在新华中学读完高中。当时杨兆骥已是26岁的大龄青年，他需要尽快工作，成家立业，以便在雅加达找到一块立足之地。
为了能继续深造，杨兆骥还报考了印尼国民大学（Universitas Nasional），并顺利考入该校文学系的印尼语文专业。
他当时的想法是，“既然没有条件回国，我总要继续学习。我有印尼国籍，按照法律可以报考印尼大学。那个时候，华人青少年中小学都读华校，印尼文水平普遍不高，我因为小时候读过印尼本地人的学校，印尼语非常流利，对印尼文也有很大兴趣，就考取了国民大学印尼语文专业。”
再说当年那些回国的华侨青年，二十年后，当他们几乎都已步入中年的时候，又大批离开祖国涌入香港、澳门，其中部分人再辗转回到了出生地——印尼，或到美、加、澳、新西兰以及西欧诸国。
“他们的经历有如三、四十年代国内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结局却与文革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相似。”
他们中的许多人，回国历练的人生和心路历程十分复杂，是福是祸，一言难尽。杨兆骥对此心知肚明，几十年过去，他对自己未能回国的命运已由当年的遗憾变成了庆幸。
（雨林编辑， 来源：丁见印尼记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