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日报， 2021年4月30日，林进添，男，印尼归侨，现年77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州华侨塑料厂.
位于印尼巨港市8号街的老房子很快就要拆掉，那是祖父早年购买的。
老房子的确很旧、很挤，当年我和大哥都睡在半层高的阁楼里，弟弟和祖父住在一间，姐姐妹妹们相对好一些，有着一间像样的卧室。现在，大哥一家人比当年的人还多，原来的房子实在是不够住，但面临拆掉，心里不免还是有丝丝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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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港市以前的8号街大约有几公里长，祖父的老房子位于街的南部，有人称为“下巨港”。这条街是因为商业而来，所以整条街几乎都是商铺连着商铺，又因为街上从商的人大都是中国人，所以这里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唐人街。不仅如此，这里还是福建安溪人的天地，因为安溪人多，大家彼此说的都是有安溪口音的闽南话，自然也就成了通行语言。
那时，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巨港四周的华侨涌进了这座不大的城市，这是因为印尼政府不允许他们在农村从事商业零售买卖，也仿佛是一瞬间他们从人间到了地狱，辛苦积攒的财富化作泡影。
在巨港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多少安溪人，谁也说不清楚，这里的人都按照祖辈走过的生活轨迹一步步地走着，但到了上世纪的60年代，动荡的印尼社会搅乱了华侨平静的生活，有的人不得不离开这里。
整个城市到处是他们的身影，他们疲惫的身躯、无助的眼神深深地灼痛所有人的心。那时的我头脑里都在想，这些华侨都是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中国人，他们遵循着中国悠远的传统文化和观念，用劳动去创造财富，用汗水换来生活，他们不偷不抢、不欺不骗，但到头来却变得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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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的巨港中学是唯一的华文学校，在我读高一时，学校也几乎处于停课状态，因为大量的华侨难民涌进城里，华侨总会要求学校将校舍腾出来，作为难民的临时避难所。
虽然学校停课，但学生们还是每天到学校，在学生会组织下，学校的学生为栖息在学校的难民服务，大家轮流为难民送水送饭、打扫卫生、搬运物品等。
那时整个城市的华侨也都投入到这场赈灾的活动中，华侨总会到全国各地去募捐，各地捐赠的物品源源不断运到巨港，人们有的搬运物资，有的熬粥煮饭，有的巡诊看病，大家都一心想帮助灾民做一些实事，用自己的行动给难民一点抚慰和关爱。
当得知中国政府将派轮船接难侨回国时，大家更是激动，不用说那些难民，就连我都想哭出来。如果说华侨社团的帮助，是让难民们看到希望，感到亲切，那么自己身后的祖国站出来，敞开双臂迎接同胞回国，这更让人看到曙光，感到温暖。
其实在给那些难民温暖的同时，自己也被这场自发的活动所感动，看到中华民族的这种互助友爱的传统美德，看到民族团结的力量，而自己也是这股洪流的一份子，不由地从心底产生了自豪感。
那时的我敢肯定，所有人的心中“祖国”两个字已经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重，每个人的生命中已经不能没有祖国，这共通之处也许就是我们的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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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后的2000年，我携太太和弟弟回到这个城市，看到了从小生活的街道，看到了那8号街的老屋，看到了曾是巨港中学的校舍，当然也看到了我们乘船回国的码头。
一切还是那样，看不出改变了些什么，就像留在脑海中的记忆一样，如果真正有所不同的话，就是这个城市变得有点老、有点旧了。
大哥已经老了，他把小店传给了儿子管理。侄儿说，小店的生意不是太好，但也不坏，虽然不算小康，但也是温饱，从他们的表情上看，他们对目前小店的经营还算满意，也许他们从来就没有想靠着小本生意去发家致富，没有更高的要求，所以他们很容易满足。
分别了这么多年，大哥和我真是有太多的话要说，但说的都是些生活琐事，就是这些话题，也隐隐觉得其背后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这种聊天总会不自觉在做不同国家、不同政治、不同文化、不同经济、不同理念的比较。
回到巨港，没住在家里，而是住在附近的一家酒店，酒店离家很近，每天天一亮我就离开酒店回到家里。大哥一家人很多，虽然有点挤，但大家挤在一起感到温馨，有着浓浓的家庭气氛。
大哥的儿子们喜欢知道中国的事，喜欢知道我生活的事。看着他们好奇的目光，我也在想，他们也都是中国人，可他们不了解中国，他们到的最远的地方就是万隆。
中国对于他们来讲很遥远，也很陌生，这在我们那时代是不太可能的，那时我们最大的幸福感就是由于有了对祖国的认同，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让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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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生活在巨港的很多人都在“回不回国”面前踌躇着，虽然居住在巨港市里的华侨还没受到歧视政策的冲击，但也对以后的情况感到担忧；与此同时，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在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贫穷和饥饿是不争的事实。
比起没有退路的难民来讲，生活在巨港的我们相对还可以做另外一种选择，祖父带着我和弟弟回国，留下父母及大哥和姐姐妹妹6人，这种将家拆散的做法，当时以为是万全之计，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到现在谁都不知是万幸还是不幸。
回国后，祖父回到了老家安溪，和等待他的祖母团聚。我和弟弟继续着我们的学业，1964年我从集美华侨补习学校考上了泉州华侨大学，成为了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但由于当时中国和印尼两国关系恶化，我连这样的消息都不敢告诉远在印尼的亲人，生怕给他们增添麻烦。
自从我们回国后，父亲也一直惦念着在中国的亲人，两国关系一有好转，他就先后两次回国看望我。他回来没有多说什么，也没带什么，他说只是想看看我，但我已经觉得这比什么都多，比什么都重，也许当初将家拆散，思念就成了维系彼此的纽带。
祖父虽然和祖母团圆了，但不久后又开始思念印尼的亲人，直到临死前还念叨着要回印尼看看儿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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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些伤感，有些忧愁，但如果我没回国，一辈子就会觉得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没有实现，到头来更是一辈子的懊悔和内疚。
幸好对吃苦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回国后，在真正遇到困难时没有惊慌失措，没有丧失信心，心里总在想这些困难算什么？更何况，国家对归侨始终都在关心体贴，在极其困难下，给归侨的口粮比一般中国人都多，食油也是如此。让我至今还难以忘怀的是，在集美侨校的后期，由于侨汇中断，我的生活陷入困窘，但国家在这时为我提供了助学金，让我能继续学业直到大学毕业。
现在中国人家庭培养大学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在那个年代，我实现了上大学的理想，那几乎就是梦想成真的境地，在这个值得骄傲的背后，如果没有国家的帮助，单靠自己的勤奋，这个梦想终究可能还是空想。
两年前，华侨塑料厂的一个合资公司，由于受国际金融风暴的影响，订单大量减少被迫停产，厂里有20多名华侨塑料厂的职工，面临劳动关系的纠纷，此时的我已经退休了，当时的承包商请我出来帮助解决问题，原本我可以拒绝，因为我已经退休了，但考虑到那些工人的利益，我答应出来帮助协调，最终为他们争取到了尽可能多的补偿。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福建南平大洲烧碱厂，之后调到福州华侨塑料厂，不久担任了副厂长。虽然工作的单位是工厂，但工厂的职工大都是归侨侨眷，和他们一起工作觉得有着一份亲切感，在他们身上时不时地会感受到华侨的那份热情、那份执着。
做这件事的时候，妻子还担心我是自找麻烦，但她不明白，这和当年在巨港时，大家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侨民有着同等的意义，这也许就是侨心吧！
……
告别了这座城市后，心里还在想，有朝一日一定还要再来。也许下次看到巨港时，它会变得更美更好。
至今我还觉得，在这座美丽城市的后面，有着一颗颗不变的侨心。
(雨林编辑， 来源：中国新闻网 林进添／口述 林小宇／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