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日报， 12月2日， 我罗新妹 １９４８年出生在印尼邦加，兄弟姐妹四人，我是排行老二。父亲罗国振，是广西北流人，听爸爸说，爷爷去世时，家里穷得没钱出殡，是爸爸把小妹妹送去给人家当童养媳，换点钱才把爷爷埋了。为此，爸爸一生都觉得对不起小妹妹，十分内疚。当遇上抓壮丁时，爸爸和大伯就跑，后来被当“猪仔”卖到了印尼的邦加，在锡矿当采锡的矿工。妈妈是在印尼出生的华侨。
我是在矿区的华文学校读的小学，后来矿区华文小学没办了，我们到沙横县华文学校读书，矿区派车接送学生去学校。在印尼，小学只读半天的书。
１９５８年，排华事件的消息不断从椰城传来，虽然在邦加没有排华现象，但人们的议论多了，内心也不很安定。这时，人们在传阅着不知从哪儿拿来的中国的《人民画报》，上面的图片太漂亮了，大苹果，红红的，风景也很美。电影也在放映，什么《祖国的花朵》、《上甘岭》等。那时，我都会唱“让我们荡起双浆，”大人们就更是亢奋，围在一起议论的就是祖国好，一心都想回到祖国。大家都说，就是回到祖国，没得吃、没得穿，也心甘情愿。
爸爸出洋到印尼，还从没回过乡，思乡心切，也很想回去。但，妈妈不同意。前不久，妈妈的舅婆正好从中国大陆回到印尼，说是家乡生活还是很困难，还是留在印尼好。可当时大家都向往祖国，希望回国参加建设，加上排华的事件，人们觉得留下可能不安全，铁定了心要回国。妈妈舍不下我们四个孩子，也办了手续，一道同往。
办护照，定船票，等船期。那时，不像现在，能按时乘船乘飞机出门。船期是什么时候，不知道，只能等待。这一等就是两年。为了等船期，我两年没去读书。这么等不是办法，我又去上学，才刚上学没几天，有船了，全家人都带上行装乘坐“波潘号”回到祖国。
从三元里归侨接待站到厦门
“波潘号”是香港人的船。１９６０年农历七月十四，我们上船，我印象特别深。那天夜里，船上的水手们将成筐的饭菜往海里倒，说明天七月十五是鬼节，要给海里的鬼献上食物，这样行船就安全了。船在海上行走，每天早上起来，只看见天连着水，水连着天，除了蓝色还是蓝色。我们在海上走了７天７夜，才到中国。
船直接开到了广州，我们被安置在广州三元里华侨接待站，那时，回国华侨挤满了整个招待站，都是印尼排华事件回国的华侨。人们相互传话，不要去华侨农场，不要去华侨农场。我们住了一个多星期，负责人找爸爸说，你们被安置在福建竹坝华侨农场。爸爸希望留在广东，那人说，你们的行李已经到了福建，要运回行李，不仅时间长，而且运费还得自己负责。还说，竹坝不错建设得很好，给我们看了农场的图：红瓦、白墙，住房、学校、幼儿园，什么都有，是很漂亮。
我们是坐火车到厦门的。到了厦门，我们就住在华侨旅行社，就是在中山路的华侨大厦。很快我们就坐汽车到竹坝华侨农场，汽车一路的颠簸，越是靠近农场，路越是难走，除了山还是山，大人们渐渐为眼前的景象所担忧，当汽车停在一片荒凉的山丘地，被告之这就是农场时，在广州见到的美好的农场的图景怎么也找不着，眼前是一片红泥土的山丘地，到处布满了坟墓，一个坟头紧埃着一个坟头，在中间开辟出一片地，建了五幢平房，不远处是食堂。这就是农场，大家都不停地发出意外的感叹和无奈的埋怨，不少女人甚至都在流泪，大家还在寻找在广州看到的农场的美景，怎么都与眼前的凄凉景象对不上来。
“向死人要地”
五幢平房是一字排开，一幢有好几个房门，一个房门进去里面是一个厅，围着厅是五个房间，每间也就１６到１８个平方米，每个房间安排一个家庭，不管你有多少个人口，你就挤在里面。厅成了大家共用的厨房，大家也只能在那儿做饭，再也没有地方了。
同我们来的这一批人住的房子，是刚盖上去的，那墙壁还没刷上白灰，黄色的泥沙浆湿湿的，还没干。我们一家六口人，放了二张床，把箱子当桌子，再也没有多余的地了。家家户户做饭都在厅里，不久整个屋顶被烟火熏得黑黑的。那年代，要接的归侨太多了，来的又快，房子都来不及盖。建筑队日夜赶着建造新的宿舍。建筑队是惠安的，白天建，夜里打着气灯，还在不停地加班。
刚到的一段时间内，大人们每天出工，就是平整地。因为，到处是坟头，你一出家门就是坟头、墓碑。坟墓地是红泥地，不见长树，只长茅草，光突突的山丘。平整地先是要把墓穴里头的陶罐挖出来，那是放骸骨的。那陶罐成堆，说不清拿到哪里去了。归侨最想要的就是洗澡房，没有，就自己动手建在食堂边、水井边，澡房的地板就是用墓碑当砖铺成的。
其实在闽南，人们最不愿意动的就是墓地，说那是风水，是很忌讳的。可归侨不懂这些，就是懂了又能怎样，没有地，拿什么生活。当时，农场流行一句口号：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向死人要地”。硬是在坟地里平整出一片片地出来。当时就是这么喊的口号，现在想起来，毛主席有可能这么说吗？
防风林带
上世纪六十年初，竹坝农场还是光突突一片红泥沙地，你在几公里外的坂人尾——邻近的村，你可以望见整个农场，无遮无挡。到了台风季节，那风夹着沙粒直打人，眼都睁不开。你眼看家就在前面，可那风沙刮得你难于前进，要费好大的劲才能迈开步子。大风，还会把屋顶掀了，有人要出家门，往往在头上顶着一块麻袋，匆匆跑进跑出，生怕那屋顶的瓦片飞落下来，砸着脑袋。直到大礼堂建好后，来台风时，场里才有让大家躲避的地方。
很快，场里就决定种植防风林，沿山丘地，隔一段种一排树，层层防护，抵挡风沙。在公路两旁也种上树，防风沙。现在的防风林带，多半是那时种下的。
种植龙眼树
农场的红泥地种什么好？当时的场长蔡金堆组织大家种龙眼。蔡金堆是晋江人，不是归侨。种龙眼树，技术要求很高。每颗种植时，要先挖出一米见方、深也是一米的坑才符合种植的规格。红泥地十分的坚硬，挖起来十分艰难，大家的手都磨出水泡、出血。挖一个坑才一个工分，一个工分折算为７分钱，没人说不挖不种。
挖坑、种树，不是只种就行了。那时场长就想出了承包制，你要包挖坑、种树、浇水、包活才算工分。种树总是在秋季，说是那个季节容易种活。可秋季是缺水的季节，要浇灌树苗，就得从山下打水，挑上山，在你承包的树种上浇灌。
妈妈在印尼虽说也干过活，但总是在自家做些自己喜欢做的，在农场最苦的就是挑水了，她不会挑担，但又不得不挑，从山下挑一担水，只够浇灌两个树苗。要挑多少才能浇灌完承包的树苗。妈妈的肩挑肿、脱皮了，但总是坚持着。夜里，对种的树苗还不放心，跑上山，看了又看，像是养孩子一般。年底是验收的时候，那树才长出三两片新芽。场领导说：长势不好呀，但又没枯死，怎么办呢？两颗算一颗吧！
可怜的妈妈，可怜农场的归侨职工，没有他们，没有他们的付出和艰辛的劳动，日后农场的成千上万颗龙眼果树，龙眼成为农场的支柱产业，也许就无从谈起。
上学读书
小孩们读书也成问题，别说教室，就是房子都没有。农场领导到邻近的下庄村借地方让我们上学。那时还是公社化的年代，下庄村建了养猪场，还没养上猪，先让我们孩子当教室用。老师是从县里派的，也从归侨当中寻找当过教师的来教。我怕赶不上进度，降到读四年级的书。哥哥读六年级，两个小的读一年级。
一年后，１９６１年，农场的大礼堂建好了，我们才搬回自己的农场上学。在大礼堂内，没有隔墙，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各班都在大礼堂里，一个年段一块地，闹轰轰的，分不清是在上课还是下了课。我们班不错，被安排在礼堂的舞台上。１９６２年，农场的小学才赶建好，大家才搬到新建的小学里上课。也就在这一年，我小学毕业，到同安六中上初中。
我们读书时，每学期的学费杂费是６元，可农场的归侨学生最多只能交２元。到了开学的那一天，学校觉得农场的学生确实交不了学费了，就通知大家去总务处领取课本、作业本。然后学校会尽可能地给我们奖学金。这奖学金不会给你，拿来抵扣学杂费，学校还会安排我们在图书馆里做些整理工作，到了学期末我们所缺的学杂费可以交清，还略有剩余。我在学校三年，回农场时，用剩余的钱买了一支钢笔和一把口琴。
回农场，转干退休
１９６６年，初中毕业，正好遇上文化大革命，我们也就没书读了。１９６８年，我回农场就被安排在果林队。一到果林队，我领到了开荒锄、“本地锄”——用来拉沟、平整畦面的锄头、草锄——中耕用的，还有一副扁担。那时，农场归侨职工将所有的山头都种上龙眼树。果林队的任务是，将种上龙眼的山坡地，筑上梯坡。
筑梯坡，先将下一级面的刨开，再将刨开的泥土往上送。那是红泥地，非常坚硬，刨一锄手就被弹回来，一天下来，满手起水泡，第二天再刨，水泡破了，出血。日子一长，手上长满了茧子。在果林队的一年时间里，我从沟下、下山头、农中后面到学校山整个龙眼林区都跑遍了。那时，劳动是很苦，但也十分愉快。
第二年，农场的小学缺老师，调我去当民办教师。民办教师，不是拿工资，是算工分给你，寒暑假期间不上课，就没有工分，你得回地里去，挣工分。农场职工拿工分也是拿８成，留下２成，到年底结算后，才补齐。我当教师时，从月工资１６元拿起，最高到２１元。这样在学校一呆就是１２年。
１９８２年，场部调我回去，我变得舍不下学校、学生，拖了一段时间不走。直到最后场部下了死令非去不可时才回到场部。回去后我负责妇联工作，以后又分别管人事、党政办。１９９７年，农场下放给地方，体制变了，场里的职工社保归地方。职工退休后，领社保的退休金并不高。当时，省里有个政策，归侨职工退休后可每月多拿６０元生活补贴。但是，只有１９６９年前回国并参加工作的归侨职工才能享受，虽然这不尽合理，但政策就是这样定的。
在场里，后面回国的一大批越南归侨职工无法享受这一照顾政策。当我们给场里的归侨职工办地方社保时，将这一６０元的生活补贴纳入进去，感谢厦门劳动部门的同志，默认了场里的计算方案，给本来退休职工的工资就不高的归侨，办了件实事。今年归侨职工退休金是４４５元。职工退休金每年都调，虽然幅度不大，但每年都在调高。
２００３年，我退休回家，专心照顾孙子。
（雨林编辑， 来源：厦门侨声， 图：黄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