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日报，2021年8月27日，郑文忠，男，印尼归侨，现年84岁，退休前任厦门华伦化纤有限公司分工会主席。
小时候，父亲在世时，我常常问他：“爸，你这么苦，为什么还要生我？”当他过世了，无依无靠的我连问这个问题的人都没有了。直到回了国，读书、进工厂、退休，我有了幸福的家庭和众多的朋友，我终于觉得自己也并非多余。
那时，二哥经常不在家，三哥则去了很远的地方独自谋生，我则跟着父亲一起在辗转于几个地方，做米粉、豆腐或者面包。
我6岁那年，一天早晨起床。父亲正在帮我穿衣服，我倚在他肩头问：“爸爸，妈妈在哪？”他沉默了很久，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她被日本的飞机炸死了……”那时我并不能完全理解，只知道，自我懂事起，就从来没有见过妈妈，以后也见不到了。后来，我知道我还有个从未见过面的姐姐，她在我还没出生时，就被送给亲戚带回祖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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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父亲终于攒够钱，自己开了间做豆腐的小作坊，我以为苦日子终于结束了。
可没想到，在“加普棉埠KEBUMEN”发生了针对华人的暴乱，一些人要抢光我们华人的钱财，再活埋进坑里。父亲和我说：“死不要死在一起，你跟着作坊里的佣人一起上山去躲着，要争取活下来。”
我就跟着那位印尼佣人一起跑到他在山上的家里。那房子旁边就是山林，到了晚上，佣人叫我不要出去，因为树林里有老虎。
3天后，我跟着佣人从山上下来，一看，我简直惊呆了。一片火海中，中国人的房子全部被烧光了，连我们最崇敬的庙都被砸了……找不到父亲，找不到家，当时就想，哎，中国人怎么那么苦啊，这个地球没有我们立足的地方。
庆幸的是，印尼的古都“日惹JOGJA”中华总会得知了情况，他们把我们接到“中华总会”避难。一个礼拜后，佣人打听到了父亲的消息。见到父亲，真是比什么都还要高兴。不过，我们也开始当难民四处流离。那时，钱不能用，中华总会赞助我们一些东西，我们就拿去和印尼人交换吃的。
可没过多久，荷兰和印尼打战，就来攻打日惹。那天，我们几个小朋友正在外面打篮球，天上远远地飞来许多“蜻蜓”。可没有想到，那根本不是蜻蜓，那是轰炸机！子弹咄咄咄地就打下来了，差点打到我的一个朋友。我们赶紧往家里跑。当时，我叔母在洗锅，听到声音，也赶紧抱着头往回跑，进屋一摊开手，大家忍不住都笑起来。原来洗锅的手把黑黑的锅灰全抹脸上了。
白天荷兰兵轰炸完了，晚上又有很多强盗来。他们把我们华侨吃的东西和手表、自行车等值钱的东西全抢走了，走的时候有时还会丢颗手榴弹。那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我们这些幸存者只好再一次踏上坎坷的旅途。
先是流落到三宝龙(SEMARANG)，然后又流落到TEGAL。我们一路被印尼人赶着避难。最后，父亲在普禾格多找到原来雇他做米粉的老板，就留在那给老板打工，我也跟着父亲一边打工，一边读书。
每天凌晨两点钟，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我就跟着父亲起床磨米、蒸米粉团。老板娘为了避免我们打瞌睡、饿肚皮干活，3点钟就给我们喝咖啡、吃糯米糕。吃完点心，我们继续做到天亮，我再去上学。中午放学回来，吃完午饭又继续干活，一直到晚上八九点。我经常累得在机器旁睡着了。
有一次，我得了伤寒病，肠好像要断了似的，进了医院，躺在床上都不能翻身。父亲经常一个礼拜好几次带着桔子、香蕉，走5公里来看我。那时没什么东西吃，父亲带来一颗椰子糖都让我兴奋了半天。终于禁不住诱惑，我自己拿起刀子切，结果太着急，切到左手食指，骨头都露出来了。父亲看到后，眼泪就流出来了。我再一次哭着问父亲，为什么要把我生出来受这样的苦。
到我13岁的时候，父亲赚到了一点本钱，准备再次开始自己做。可才刚刚投产，他就去世了。那人生的一点点希望又一次消失了。而我，也再一次变成了一个人，父母双亡，无依无靠，无家可归。当时听说，二哥参加印尼的一个进步组织，没有再回来过；三哥受了工伤，也不知流落到哪里。
初入学堂开始读书的我，不得不告诉老师家里的情况，告诉他我想退学去找工作，等挣了钱再回国去找惟一的姐姐。可我心里是多么舍不得学校，舍不得老师啊。庆幸的是，老师了解完情况后，劝我不要退学，继续读书，还和同学一起帮我找了份可以半工半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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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开始了几年上午读书、下午到大众书店看店的生活。那时的书店里有个新华室，里面全部是中国出去的书，如《人民画报》、《人民日报》、《中国少年报》等，还有《毛泽东选集》。在那里，我读到了许多来自祖国的书，后来还看到了祖国的电影，像《锦绣山河》、《赵一曼》、《白衣战士》和《鸡毛信》等，当时心里对于祖国和党的印象渐渐清晰起来。我知道穷人有共产党才能够翻身，有共产党就有新中国的思想。所有这些，都让我迫切地想要回到祖国，回祖国后我就可以不再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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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想要回国，叔叔和一些朋友都很支持我，我就马上去当地的民政部门办理了回国手续，然后准备坐车去昂望(GOMBONG)的朋友家，再从那出发回国。当时口袋里只剩下了几块钱，结果坐的车是要回场的，大概开了1公里就把我丢在汽车场。当时就觉得，心已经回国了，手续也办完了，星星和月亮伴我回昂望(GOMBONG)吧。从下午两点走到晚上两点，三更半夜孤身一人走在山路上，心想：“蛇啊、老虎啊，你要是把我吃掉了，也好，免得我活的那么苦。”结果一路很平安地抵达朋友家。
那是1955年7月的一个黄昏，我在父亲的墓前跪别。第二天，我登上了回国的航船。船上好多人，他们有的挥舞着手帕告别父母，有的喊着亲友的名字说再见。但是，没有人来为我送行。我默默地抬起手臂，向着印尼的天空摆了摆手，在心里喊了声：“印尼，再见！”
在船上的时候，也分不清船开到哪里，每天就看到月亮和太阳。一个礼拜后，看到一只鸟在蓝天中飞翔，就在想，我是不是快到了。一天，船上有人喊着“祖国，祖国，祖国到了！”我终于回来了。
一进家门，一群男女老少把我从头到脚看了又看，把我看成像外星人似的。不久，我姐姐也来了，虽然言语不通，但她用眼中的泪水和拥抱，热烈地欢迎我回来。
船先到了深圳，同船的大人们纷纷离开了，只剩我一个人站在码头，茫然无措。一位老人走过来问我：“孩子，怎么就你一个站在这里？”一听这话，我就像见到祖国的亲人一样，边哭边说出了自己的情况。老人就一路把我送到了家乡福清，找到县侨联。老人深情地对我说：“孩子，你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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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在大家的帮助下，我先进了当地的补习学校。那时因为姐姐家在乡下，我要去县城上学，只能在每周六，走12公里路回家，住一天，第二天又带上5公斤干粮和咸菜走回到学校。
同学见我这种情况，就鼓励我到厦门集美读书，说那是华侨陈嘉庚建的学校，会帮助穷人读书。于是就写申请去县政府，差不多一个小时就获批了，第二天我就告别家人去集美了。一到集美，学校就给我发了新棉被和衣服，还给了助学金。
当时就想，天哪，这世界怎么对我这么好。同班同学中还有许多印尼归侨，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代。我把这事写信给印尼父亲的朋友，他很受感动，回信说没有想到我这样的穷孩子，回祖国得到了这么多帮助，鼓励我要努力报效祖国。
虽然我在印尼只读到小学二年级，但很快我就赶上学校的教学进度，并被保送进集美中学。当时消灭“四害”，如麻雀、老鼠等，我还得了奖，整个集美都知道我爬高爬树、挖树洞挖地洞灭“四害”出了名。
我一直读到初中二年级，适逢大跃进，不少工厂都如雨后春笋般开工。我响应了党的号召，惜别学校，走进了工厂。我开始把工作中的每个人当成我的老师，向他们学开机器、学水电维护……很快，我成为工厂里的能手，领导让我带队外出培训学习。有一回，我带队在北京培训时，还赶上国庆阅兵，我们也成为受检阅的队伍之一。终于远远地看到了毛主席，真是太激动了！
后来，我在工厂里当上了车间主任及分工会主席，还被聘为印尼文翻译，更重要的是，我入了党。一直到1997年退休后，我又开始在印尼归侨联谊会中组建了一支文艺队，还帮着厦门市侨联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从前，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为什么父亲要把我生出来。回国后，亲人、朋友让我觉得自己对他们而言并非多余；学校、工厂里获得的成就感，让我觉得自己并非多余；一些印尼友人甚至把回国来厦读书的孩子交给我，让我当他们的义务监护人，当孩子们亲切地叫我“文忠伯”时，我真的觉得自己并非多余……我就像是火柴盒中的一根，即使渺小，但也可以燃烧。
（雨林编辑， 来源： 中国侨网 / 郑文忠／口述 许丹／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