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日报，12月25日，二战后至1960年代中期，印尼华侨华人研究曾经蓬勃发展并取得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当时，一批欧美、东南亚、中国大陆、台湾和印尼本土等地有一批理论基础扎实、通晓多种语言、事业心强的科研人员。他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日夜埋头搜集资料，或到印尼进行实地考察，写出了一批重要论著，至今仍为许多研究者所引用，或者成为大学生、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加上当时印尼学术研究环境比较宽松，允许出版和发行中外文报刊，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为研究人员和感兴趣者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949年后，中国大陆从事印尼华侨华人研究的学者多为五六十年代归国深造的印尼归侨。他们之中，有些在印尼出生长大，受过华侨教育，对印尼有感性认识，对华侨华人心态比较了解，对研究印尼华侨华人问题有感情，他们通晓印尼语和英语；回国后考取大学，受过学术研究的基本训练。参加工作后不少人以研究印尼为终身职业，并通过辛勤劳动取得一定成果。
令人遗憾的是，上述良好环境在1960年代中期发生急剧变化。从印尼方面来说，苏哈托反共反华军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了苏加诺政府，对华侨华人推行强迫同化方针，取缔了华社三大支柱（社团、报刊和学校），严禁发行出版或进口华文读物，华侨华人资料几乎荡然无存；华侨华人子女失去了学习华文的权利和机会，研究人才的培养处于停滞状态；印尼政府还实行舆论一律政策，不允许发表和出版公正公平论述华侨华人作用的论著。华侨华人研究的基地理应在印尼，然而学术研究处于万马齐喑的境地。这是印尼华侨华人研究的悲剧。
在中国大陆，适逢“文革”发生，学术研究停顿了十年，许多刊物停刊，根本无法发表研究成果。一些有事业心的学者只好利用闲暇时间搜集资料，为日后东山再起做好准备。
进入新世纪以来，无论在印尼还是在其它国家，华侨华人研究正逐渐走出低谷，情况在逐步好转。如上所述，取得了一批成果。但是，研究工作形势依然严峻，应该引起有关部门和学者的重视。
首先是人才青黄不接问题。10年来，一批在中国留学的印尼学生（含印尼族裔和华裔学生）正在成长，多数留学生回到印尼后从事华文教学工作，有些人转行从事商业活动。有些人虽然致力于华侨华人研究，并且取得初步成绩。但是这些人毕竟是少数，而且他们的理论水平、华文水平和写作水平都有待提高。
其次，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回中国深造的的印尼归侨研究人员目前多数已经退休，年迈体衰，有的已经去世。即使有心继续从事研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除少数身体尚好者外，多数人只能写一点短平快的小文章或通俗小册子。中青年学者多数不懂印尼文，对印尼国情不大熟悉，从而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第三是资料整理问题。目前，印尼华侨华人不少研究资料流失在各国，保存在新加坡、中国、欧美和印尼和欧美一些国家的大学图书馆、档案室等。类似对荷印时期华人公馆资料进行系统整理的尚不多见。中国国家图书馆、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等有一批早期印尼的中文报刊，是很难得的珍贵资料。其中以前雅加达《生活报》社长黄周规先生家属赠送给国家图书馆的1945年至1965年的该报最为完整。笔者曾经多次前往借阅。可惜报纸历经沧桑，一些纸质已经破损变黄，一些已经撕裂。稍不留神，极易破损。由于经费有限，该馆尚未将其制成缩微胶卷。可以想见，再过几年，这些报纸都将被束之高阁，禁止借阅，以防彻底报废。其它中文报刊情况相似。
第四是见证历次大事的当事人已经不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在印尼或者在其它国家，曾经经历过印尼历次重大事变的华人前辈多数已经作古。目前仍然健在的屈指可数。他们是当年印尼重大事件变迁的亲历者和目击者，假如能由他们亲手撰写回忆录并出版，那是最好不过的了。问题是他们多数已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者记忆力衰退，亲手撰写有一定难度。比较现实的是由他们口述，亲友们加以整理出版。由于被采访者身体健康等原因，此工作必须抢时间抓紧进行。假如有某一有财力有实力的专门机构通过调查研究，列出一批采访对象和工作进度最好。不言而喻，此事刻不容缓，宜赶紧列入议事日程。
第五是当前从事抢救工作的多为民间志愿者组织（例如《生活报纪念丛书》编委会），他们完全是出于一种对先辈的缅怀和尊敬，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自筹资金抓紧时间开展工作的。这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值得发扬和学习。但是，它们毕竟属于民间团体，经费有限。有关国家的政府、研究机构或者财力雄厚的企业家是否亦可出手助一臂之力呢？例如将其列入社科规划项目，让年轻学者申请立项，或者给予一定资助。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一齐动手，相信可以取得更大成绩。
总之，抢救华侨华人资料是功在千秋、惠及子孙的高尚事业，无论是印尼还是其他国家的有关人员（领导与研究者），都应该尽快提高抢救资料的意识，加强使命感和责任感，积极行动起来。时不我待，希望此项工作能得到大家的重视并有所行动，争取取得新的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出新的贡献。功德无量，善莫大焉！（ 作者：黄昆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