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日报,2023年8月18日 , “我们随时准备牺牲，要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今年90岁高龄的南洋华侨机工成员张伟民老人说，在支援祖国抗战的那3年里，他脑子里反复出现的，只有这一个念头。
张伟民1925年出生于广东揭西，4岁随父母到马来亚（马来西亚旧称）柔佛州士乃埠。“七七事变”爆发后，武汉大学合唱团到士乃埠进行抗日演出，张伟民深受鼓舞。“我们从报纸和家乡寄来的信件中得知，日本人占领了中国很多地方，我们都很气愤，很想回国参加抗日。”那时，张伟民年仅13岁。
很快，中国主要港口和铁路线被日军侵占，滇缅公路成为抗战生命线。此时，中国的军需物资严重不足，司机和机修工奇缺。1939年2月，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号召南洋华侨回国参战，担负起滇缅公路的抗战运输任务。
1939年7月，张伟民报名参加马来亚柔佛士乃埠回国服务团，成为当地第三批华侨机工训练班成员。之后，他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驾驶和汽车修理方面的培训，并参加结业考试。
“我的年龄太小，个头也矮了别人一大截，达不到要求，为了顺利参加回国服务团，我还将年龄谎报大了一岁。母亲还特意给我准备了一个枕头垫在屁股下，让我能够得着汽车方向盘，通过了考试。”提起这些，张伟民笑了。
1939年8月，张伟民和机工们从马来亚坐车到新加坡，经由越南最终到达昆明。“我们那一批共400多人。从新加坡码头出发时，有上万人前来送行，个个眼含热泪。”那一天的热烈场景，让张伟民至今难忘，“祖母、母亲和弟妹都前来相送，父亲却远远站在码头钟楼下，目送我离开。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与父亲的永别！”
在昆明西南运输机工训练班学习3个月期间，张伟民同时也在滇缅公路上抢运抗战军需物资。滇缅公路自云南昆明至缅甸腊戍，全长1146公里，弯多坡陡，崎岖不平。开车转弯时，方向盘打早了，就会翻车甚至滚下山崖。水箱没水、油箱燃尽、半路抛锚更是家常便饭。“事故太多了，暴雨时行车更危险，几乎每天都会有人遇难。大风刮起来，人都站不稳。路上还会遇到土匪抢劫。不好走，又必须走，难啊！”张伟民说到这里，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1939年至1942年，包括张伟民在内的3000多名南侨机工通过滇缅公路所抢运的军需物资，占当时国际援助的90%以上，1000多名机工因战火、车祸和疟疾而献出了宝贵生命。
与张伟民同批回国的其他机工待在昆明，张伟民的心却已经飞到了延安。“前两批回国的机工到了延安，就在抗战的后方工作。其中有我的一个同学的哥哥，他写信给家人说，延安的学校很民主自由，抗日情绪高涨，我听了非常向往，就一心想去延安。”
1939年12月，张伟民终于等来了机会。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车队招募华侨司机，张伟民进入车队当上助理司机，负责接运大后方爱国青年到重庆，并受组织委派，保管存放“延安物资”的仓库。他终于如愿，顺利抵达延安，先后在延安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和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二局安塞训练班学习。他也成为第三批回国的机工中唯一抵达延安的人。张伟民很好学，只要有报告会和演讲，即便走上一二十里地也要赶去听。
“当时，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安排我到延安大学读俄语，我一心想上前方，就没有服从。干部科看说服不了我，就把我安排到晋绥边区兴县抗日联合会的青年部，我在那里参与征兵征粮、反扫荡等具体工作，为前线提供公粮和兵力援助。”
“回首在延安的那3年，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什么？”记者问道。“生活太苦。每天吃白萝卜、小米饭、馒头，最好吃的就是列宁饼干（小米锅巴）啦！每周只能吃一次肉。一个窑洞里最多可以住十几个人。”张伟民说。
苦是苦，张伟民却并不后悔，“我只是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的关键时刻，尽了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做了一点海外游子应该为国家做的事情。”
印发中、英、缅文的战工队宣言和抗日标语传单，绘制海报，准备大量宣传材料和展览图片，自制舞台道具，排练演出节目。
（雨林编辑， 来源： 人民网记者 暨佩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