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日报， 12月5日，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和华侨华人一样是中国独特的宝贵资源。新中国成立后，较早的归侨可追溯到20世纪50-60年代。当时，归国人数最多的是东南亚华侨。其中，又以从印度尼西亚归来的居多，约有13.6万人。回国后，他们在不同于侨居国的社会环境中开启与其他群体的互动，并逐渐在中国社会语境中完成“归侨”这一身份“边界”的建构。
“边界”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之一。人类学家巴特认为“边界”是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被“制造”出来的。他既强调个体在结构中的能动性，又关注互动过程中社会的独特性。迁移正是一个典型的不断遭遇“他者”并与之频繁互动的过程，身份的“边界”也会随之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切换。
改革开放后，不少归侨因为探亲访友等都有往返东南亚的经历，他们会不断遭遇自我与他者的辨别和分类，并在更为繁杂的情景中重塑自身的认同。本文以对印尼归侨群体的调查资料为基础，视归侨为贯穿“过去”与“当下”的社会行动者，将归侨的身份放入不同的时空维度比较，引入“边界”作为理论分析视角，在历史脉络中分析归侨群体身份“边界”的形成、流变和意义。
一、在侨居国：以“祖籍国”为核心的身份“边界”建构
本文所关注的印尼归侨，其祖辈、父辈于清朝末年至20世纪20、30年代由广东、福建等沿海一带到东南亚国家“讨生活”，辗转在印尼定居。他们对印尼生活的表述中提及最多的是作为中国人的身份，充满了对“国家（祖籍国）的想象”。
（一）家庭、社群：“边界”的生成
一般而言，个体初期的语言、生活习惯、认知能力是在家庭中产生的。“我群意识”的萌芽也不例外。虽然归侨在印尼生活的经历各不相同，但都强调来自家庭持续不断的影响力，表现在语言、教育、习俗、婚姻等方面。这种影响力对于“我群意识”和认同经验的生成有着重要的形塑作用。反之，“我群意识”的形成在个体的生活事件和人际互动中树立了边界，从而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得以确立。
（二）外部塑造：“边界”的强化
作为个体，不可避免在国家的框架下活动。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权力指向一定程度上造就或强化了个体对于群体意识的认知与选择。由于印尼政府以前长期排斥华人参政、参军，并划下了有形无形的苛刻边界。所以，在印尼从商的华侨占大多数。当然，殖民历史对印尼华侨身份“边界”的强化作用不可忽视。这一时期，华侨在侨居国的排斥与包含中形成了明晰的群体边界，产生了对祖籍国强烈的认同。此外，还有大众媒体（包括杂志、广播）等因素的影响。
二、改革开放后印尼归侨身份“边界”的重构
在印尼，特定时空下华侨与当地人互动所生成的“边界”更多是建立在中国人身份及对祖籍国想象的基础上。回国后，由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侨务政策的调整，归侨与海外的联系经历了曲折。改革开放后，随着侨务政策的落实，华侨、归侨、侨眷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中国公民出国渠道拓宽，手续简便、制度完善。不少归侨重返印尼探亲访友，他们与不同群体的互动更为频繁。在不断遭遇他者的过程中，印尼归侨在自我和他者的“意会”中给自己贴上了“印尼”标签。标签背后唤起的是对过去生活的记忆与怀想，是对曾经“家”的亲密关系的重构。
（一） 语言、饮食和舞蹈：公共空间“边界”的重构
公共空间中，饮食和舞蹈是展现身份“边界”最醒目和重要的渠道。从归侨的视角观之，如果说舞蹈作为感官上的刺激是对印尼归侨身份“边界”的呈现，那么饮食则是兼具视觉、味觉、触觉的多重元素唤起了归侨儿时、青少年期在印尼生活的记忆。就过去而言，这份记忆是对曾经家庭生活的想象；就当下而言，语言、舞蹈和饮食是对归侨身份的表征和认同，以此说明自己身份的正当性及同其他群体的区别。
（二） 社交媒体：私人生活“边界”的重构
现代通讯方式尤其是QQ、微信等社交网络为“边界”的制造、维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一方面，通讯发展、现代交通方式为“侨”的跨国网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交网络促使私人生活的表述“公众化”，其“边界”的制造更为灵活和变动不居。具体而言，归侨通过QQ、微信等找到当年有着共同回国经历的群体，在软件平台上展示自己曾经的生活，所属“边界”的流变在互动中产生了“生成性的观点”。同时，自媒体的发展促使私人领域“边界”的表述更为灵活，将有着印尼生活经历的不同社群加以分类。事实上，这种分类实践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不同的社会互动中不断生成新的“边界”。
三、结语
上述分析试图说明身份“边界”是流动的，不同时空下“边界”生成的维度并不一致，体现了移民关于身份的界定和选择过程，映射的是不同身份“边界”所承载的资源与意义各异。虽然印尼归侨曾是移民，但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在侨居国和祖籍国的身份“边界”不同。在侨居国，他们被划定为“外国人”，面临的是来自身份认同所形成的挑战。对身在异国他乡的个体而言，通过自我选择和外部因素塑造，“中国人”这一具有真实性或象征性的身份“边界”将处于侨居国各地的移民凝聚为同一可辨识的社群。
当东南亚华侨于20世纪50-70年代回到祖籍国，部分归侨在国家政策安排和个人选择基础上到了非祖籍地的移居地。伴随着从侨居国到祖籍国的流动轨迹，东南亚中国移民身份从华侨转变为归侨。“归”联结着彼此之间最深层次的归属和认同。尽管改革开放后大部分归侨都有往返印尼的经历，但他们身份“边界”的表述发生了转向。这一转向是解决了根本的身份问题后，他们在不同情境实践中与各类社群互动所形成的。
值得强调的是，归侨对于曾经生活过的侨居国“家”的情感，并非认同侨居国。由于这段特殊的侨居国经历所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关系、资源而形成的“归侨”身份，在国家政策、大众媒体、不同群体的互动中凸显出来。一方面，国家对侨的重视及侨务政策的落实为归侨侨眷身份表达提供了“正当性”；另一方面，印尼作为归侨曾经的记忆，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情感”。这种“情感”促使归侨与印尼有关的社群在互动中生成了流动的“边界”，不同语境下形成不一样的分类实践。与之伴随的是，“印尼标签”逐渐成为一种记忆情感，在下一代的观念中淡化。这也显示了不同时期不同生境下“侨”所带来“边界”的流动和认同的变化。
（作者徐敏，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摘编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